淺談中國佛教史：惠能大師與禪宗對中國文化的影響

很多人猶疑五祖對神秀的偈頌那麼推崇，對見性的偈頌，反而不屑一顧，好像不合情理，也有人推想是五祖想保護六祖大師，免他遭惹麻煩之故。表面說來好像很合情理，其實，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我們未開悟，以一個有人我是非的凡夫心來猜度。的確，五祖很推崇第一首偈，但推崇偈與推崇人是二回事，不應混為一談，他跟神秀談此偈時的評語是：「只到門外，未到門內」。五祖推崇此偈是對的，因為成佛作祖，也要講修行，凡夫未開悟，當然要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惹塵埃，故對大眾說，要背好這首偈，依之修行可成佛作祖，對大眾來說是沒有錯的；這首偈也說明神秀大師的確很努力去修行，於是鼓勵大眾如是學習。反觀五祖對惠能見性的偈頌，怎麼不屑一顧，要馬上擦掉呢？這是五祖要破大眾的執著，惠能偈是惠能見性的境界，不是大眾的境界，境界不同，對大眾毫無用處，若大眾天天想著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，想得那麼虛無飄渺，又該從何著手修行呢？需知道寫偈的人見性，但看偈的人卻未見性！多讀這首偈有損無益，故要馬上擦掉。又後人常以凡夫心認為神秀有爭衣缽之心，其實神秀並無心爭六祖之位，只是周遭的人不服惠能，不甘心跟一個目不識丁的文盲參學，故妄生事端而已，直至後來六祖弘法時，風波才得以逐漸平息。

唐代惠能大師的禪宗思想不但對中國佛教起了很大影響，對中國的文化發展也起了很大的影響。唐後至宋朝期間產生一種新文化，所謂理學，又名宋學，又名新儒學，即是比孔子學說更創新一些的理論，內容雖云是融合儒釋道三家的思想，但實際多以禪宗思想為骨幹，而成當時新一代的主流文化。

近代著名學者錢穆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創辦人，也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，他說唐以後，對中國文化最有影響力的人有二，一個是六祖惠能，一是宋代的朱熹。朱熹是著名的大儒，即是大學者，他對中國文化有深遠影響不足為奇；而惠能大師對宗教有影響力不足為奇，但對中國文化有深遠影響，則相當傳奇，因為禪宗擅談心性，令人見性開悟，而開悟的方法很靈活，不偏執於文字或經論典籍，讀書人深受禪宗新思維的影響，談禪說理蔚成風氣，新儒學強調理性之學就是受禪宗心性說的影響。六祖大師時，任何階層也可以接觸佛法，也可以說，佛教在六祖以後變得平民化，任何階層的人也可以學佛修行，惠能以後，禪宗大興，形成五家七宗之態。佛教由當初傳入中國，只限於上流社會流傳，無論如何的本土化，也帶有印度的色彩，但六祖時開始出現了典型的中國佛教，後來至農禪的出現，就更是中國化，現在中國佛教已經很少印度的色彩了。